我是谁？我是谁的雇员？谁是我的老板娘？
送餐赛手的“拧巴”生父
突如其来的冷空气，让上海城的最低温迅速降至冰点。虽然已经换上了冬装，但送餐赛手邵新银还是觉得冷，受过伤的膝盖在寒风中隐隐作痛。
2019年4月，邵新银在送送餐时意外丧命，身体多处脱臼，至今仍然给他带来伤痛。更让他心痛的是，他的工伤索赔民事诉讼案，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申诉
找不到“雇员”的送餐员
邵新银现在是送餐网络平台的JAXB赛手，可以相对自由地订货。在能力所及范围内，不必埃丹县、不必走太多路，这是他给他们定的订货标准。而在丧命之前，他是个专送赛手，由网络平台派单，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2017年10月，邵新B1900同乡介绍，从沧州农村家乡，来到上海大兴区，成为饿了么的专送赛手。在有车的年纪，邵新银干活踏实卖力，每月Marange的收入，也让他很满意。
不幸的是，在2019年4月27日发生。就像很多送餐赛手遭遇过的那样，邵新银在送单过程中发生车祸，导致胫骨网络平台脱臼、膝盖脱臼、三根肋骨脱臼。他被医院鉴定为“七级残疾”，无法继续工作，回沧州家乡养伤。
邵新银领到了一笔钱——九万余元——由送餐公交站点以企业名义投保的雇员职责险。但在养伤期间，他听说同村老乡，十级残疾(比七级残疾轻)却领到十万余元赔偿。邵新银意识到了问题，他想找雇员理论，但是已经被雇员切断了联系。
万般无奈，邵新银找到上海张岩外来工法律咨询与研究中心(以下全称“张岩”)。首先要确定的是，邵新银的雇员是谁。穿着饿了么的工服，用饿了么APP订货，在饿了么APP上看他们的订货量，拒绝接受饿了么的送单迟到处罚。但是，他却不认为他们是饿了么的人。他说他们是“豪尔赫”的人，因为每天在公交站点喊的口号都是“豪尔赫”。
“豪尔赫”是一级物流配送商，为饿了么提供BizTalk服务。辩护律师翻阅材料发现，虽然邵新银每天早晨到豪尔赫公交站点开晨会，10点之前上线，22点之后下线，受豪尔赫子公司的管理工作，给他月工资的却是另一家叫永熙的子公司。更奇怪的是，给他缴个人所得税的，除了豪尔赫、永熙，还有其他几家全然没听过的子公司。
将这些亲密关系好不容易理清楚之后，邵新银到大兴区劳动者仲裁庭部门提出申请仲裁庭，要求豪尔赫子公司证实和他们的劳动者亲密关系。2020年8月，仲裁庭证实邵新银和豪尔赫之间的劳动者亲密关系。但仅仅两周后，他收到了豪尔赫的起诉。豪尔赫在其注册登记地武汉，提起民事诉讼，否认与邵新银的劳动者亲密关系。
在武汉的一审和二审，邵新银全部败诉。此时的邵新银，已经在上海重新送起了送餐，虽然带着身体的疼痛，虽然心灰意冷。只不过，他不再做专送赛手，而转为可以自由订货的JAXB赛手。
BizTalk
赛手与网络平台逐渐“疏离”
无论对邵新银还是张岩，这都是一次失败的民事诉讼案。
张岩是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辩护律师为市场主体的专门为外来工提供法律咨询的机构。自2005年成立以来，已接待法律咨询刑事案件超11万件，援助对象从过去的建筑工、制造工，逐渐扩大到现在的送餐员、快递员等。
“我们甚至一度想泰顺了。”张岩副研究员徐淼说，邵新银的刑事案件，非常典型，张岩决定以此为契机，继续申诉的同时，开展一项送餐网络平台劳务商业模式法律研究，关注赛手合法权益保障。
邵新银的刑事案件，目前已回到上海再次提出申请仲裁庭，要求永熙(武汉)餐饮管理工作有限子公司分担劳动部门职责，饿了么网络平台分担连带职责。
2021年9月，《送餐网络平台劳务商业模式法律分析报告》(以下全称《报告》)正式出炉。
利用公开资料，张岩的辩护律师、副研究员和志愿者们，分析了1907份与送餐赛手判定劳动者亲密关系相关的有效判决。送餐的劳务商业模式，从最初的餐馆自行雇用雇员进行物流配送，到送餐网络平台间接雇用赛手，发展为最近的网络状BizTalk和子代企业法人，一共经历了8种商业模式。
徐淼的搭档陈姗姗说：“我们研究的事例中，从2018年开始，送餐网络平台间接雇用赛手的例子，就全然消失了。”每一次劳务商业模式的更新，几乎都意味着送餐网络平台与赛手之间劳动者亲密关系的“疏离”。对网络平台的好处，是节约人力成本，降低劳务风险。对赛手来说，则是判定劳动者亲密关系困难，劳务风险独自分担。
《报告》显示，送餐网络平台间接雇用赛手发展为把业务BizTalk给物流配送商，判定劳动者亲密关系的概率从100%降到0.32%。这跟张岩以往经常处理的建筑行业外来工申诉全然不同。“建筑行业也是层层BizTalk，但那是线性的。申诉的时候，找距离外来工最近的那个，一般是工头或者工头挂靠的子公司。比较明确。”
徐淼介绍，“邵新银事例的特点，是他拒绝接受A子公司日常管理工作，B子公司月工资，C子公司缴个人所得税，这就是我们说的网络状BizTalk。”这还造成在劳动者仲裁庭或者法院审理时，仲裁庭员和法官的工作量变大，很难厘清雇用亲密关系。而且，邵新银在上海工作，在沧州养伤，豪尔赫子公司的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案在武汉。因为路费负担，邵新银没法去武汉出庭。在事实层面，没有赛手本人的陈述，对劳动者亲密关系最终判定，影响也不小。
建言
明确送餐网络平台市场主体职责
虽然对他们刑事案件的信心，正一点点被消磨殆尽，但邵新银还在坚持送送餐，用送餐网络平台订货，同时拒绝接受网络平台的监督，甚至罚款。
“这是一种很拧巴的亲密关系。”徐淼说，不只是邵新银，赛手们对他们的劳动部门，分歧很大。有的是认为是送餐网络平台，有的是则认为不是。更有甚者，从2019年开始，有一些赛手被注册登记成了“子代企业法人”。山西省沁源县的赛手杨雄伟，就被灵活劳务网络平台“好活”在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注册登记成了子代企业法人。赛手变成“子代户”后，送餐网络平台被判定为其劳动部门的概率彻底降为0。
徐淼分析，通过BizTalk，送餐网络平台节约了社保等人力成本。加之网络平台不断压榨，BizTalk物流配送子公司利润变低，寻求新的规避成本的办法。于是，赛手被注册登记成子代企业法人，物流配送子公司的个人所得税成本也节约了。
对1907个事例的研究过程中，徐淼感受到，网络平台和赛手的亲密关系，越来越扭曲，申诉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赛手大部分是中青年，都有侥幸心理，认为他们不会出事。但出了事之后，就发现明确的劳动者亲密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关注这些事例，不只是为了工伤申诉，还有社会保险、休假、加班费等合法权益。”她认为，网络平台可以把赛手当成灵活劳务来对待，但不能既以固定劳务的方式对待他们，又不给他们固定劳务的劳动者权益。
在《报告》中，张岩提出九大方面的对策和建议，用来改善网络平台劳务制度。其中有一条指出，应“明确网络平台劳务商业模式下送餐网络平台的市场主体职责”。因为送餐网络平台是网络平台劳务的规则制定者，通过算法和数字化网络平台对赛手进行实时管理工作和监督，同时也是网络平台劳务商业模式的最大受益人。
好消息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者权益格外关注。上海市出台《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全称《措施》)后，张岩主任佟丽华认为，新政凸显了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者保障的八大亮点。
其中就包括，明确网络平台企业的劳务职责。《措施》提到：“合作企业‘网络平台单位就业雇员’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网络平台企业依法分担相应职责”。佟丽华解读这一条的时候说，在复杂的劳务亲密关系中，月工资、工作安排、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分化到不同企业身上，导致劳动者者受到侵害以后，找不到职责市场主体，这时候，网络平台企业应该分担相应职责。 本报记者 孙毅
【编辑:陈文韬】